從奧本海默的視角，回望歷史的荒誕面

　　電影《奧本海默》劇照。

　　■本報記者 柳青

　　電影《奧本海默》8月30日起正式在中國公映，截至目前，影片全球票房7.85億美元。這部沒有高概念、不以大規模視效場面為賣點的人物傳記片，成了導演克里斯托弗·諾蘭在過去10年里最賣座的電影，超過了《信條》《敦刻爾克》和《星際穿越》，甚至有可能超越諾蘭最受歡迎的電影《盜夢空間》和《蝙蝠俠：黑暗騎士崛起》。

　　上周，諾蘭在上海和觀眾交流時，提到他不希望觀眾帶著觀影負擔：“什么都不了解是最好的。我沒有特別的信息給觀眾，電影重要的是給人們帶去一種體驗。”他不止一次強調，他在寫作和拍攝的過程中，最注重的是“奧本海默的視角”，這個創作思路決定了《奧本海默》既科普了與奧本海默有關的往事，又不是一部按部就班的傳記片。

　　對人物命運和精神世界的體驗，遠甚于面面俱到的信息量，僅這一點便成全了諾蘭的“輕舟已過萬重山”。如果試圖用一部影片為毀譽交加的“原子彈之父”蓋棺論定，那才是創作者的傲慢，也難免落入盲人摸象的窠臼。因為觀察視角和距離的差別，注定造成“橫看成嶺側成峰”的印象。

　　諾蘭的劇作以《奧本海默傳：“原子彈之父”的美國悲劇》為藍本，大量對白直接來自傳記，在一定程度上，《奧本海默》甚至可以被視為一部奧本海默主觀視角打開的文獻劇。《奧本海默傳：“原子彈之父”的美國悲劇》是兩位作者合作完成的，凱·伯德以撰寫政治人物傳記著稱，馬丁·舍溫擅長的領域是20世紀的核武器發展史，這倆人是好朋友。舍溫在退伍前，是美國海軍的低級軍官，近距離地親歷了1962年美蘇之間一觸即發的古巴導彈危機。1979年，重返校園且成功發表博士論文的舍溫，已經是小有名氣的核武器以及相關近代史的研究專家，接受出版社邀約寫一本奧本海默的傳記。當時他計劃用五年完成這本傳記，但很快他面對考據如山的工作，意識到交稿遙遙無期，向好朋友伯德求助，之后他倆一起工作了25年。

　　即便是這部讓兩位作者嘔心瀝血投入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傳記，出版后仍然被評論“對奧本海默的科學研究寫得太少”，英國的一位哲學教授雷·蒙克直接說：“如果不能對科學家的工作有一定的了解，就不能聲稱了解他。”蒙克也是個優秀的傳記作者，他展開自己的研究路徑，出版了新的奧本海默傳，名為《在核的中心，奧本海默的生活》。

　　美國物理學家弗里曼·戴森為蒙克的這本傳記寫了書評，他首先挑明奧本海默一生至關重要的四段經歷：在哥廷根大學決定投身量子物理研究；在伯克利大學創立美國量子物理學派；主持第一顆原子彈的制造；擔任美國原子能委員會顧問。距離這篇書評發表多年后，電影《奧本海默》也是圍繞著這四段經歷展開的。戴森和奧本海默有過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長期共事的經歷，他在書評中大量寫入第一手的觀察和判斷：“奧本海默在普林斯頓只談論理論物理的新發現。失去美國原子能委員會顧問一職并不讓他感到悲哀，他不在意失去國家機密的安全許可，華盛頓的政客傷不到他。他真正痛苦的是沒有成為偉大的科學家，波及全人類命運的軍工項目耗費了他的生命，但他一生沒有解決任何物理學領域的深層次問題。”戴森也寫到了奧本海默令人扼腕的晚年：“他由于喪失了從事科研的能力而感到絕望，一切都太遲了，他作為科學家的日子已經過去了。我只能安靜地握住他的手陪伴他。”

　　曾在拉斯阿拉莫斯和奧本海默共事、后來負責主持美國第一顆氫彈研發的愛德華·泰勒，對聯邦調查局的人說：“奧本海默因為年輕時的挫敗而有人格缺陷，他沒有成為杰出科學家的能力。”或者戴森含蓄地描寫奧本海默在科研工作里的志大才疏。這些來自同行的評議和結論，無意識地把他塑造成古典悲劇的人物，他的成就和失意都被賦予強烈的倫理目的。當然，奧本海默本身也是個有古典理想主義追求的人，畢竟當愛因斯坦勸說他離開美國時，他否定了“現代人有權利選擇國家”這個理念，頑固地留在美國。

　　諾蘭在電影《奧本海默》里最大的貢獻恰恰在于對古典的告別，把奧本海默這個“人”從“20世紀盜火者”“有爭議的英雄”“美國當代政治的不完美受害者”這些浪漫主義的面具里釋放出來。他偏愛的非線性敘事徹底地瓦解了傳統的戲劇閉環，也因此抗拒用高于人物的全知視角去定義“他是誰”。看完電影，觀眾會意識到“原子彈之父”是一個蒼白的定語，奧本海默的一生無法被概括，他在感情、科研和仕途的十字路口作出的任何一次選擇，都無法給出確切的解釋。

　　為什么諾蘭在世界各地的映后談強調“感受比功課重要”？因為影片關心的并非用拼圖的方式還原完整的“人的形象”，而是通過奧本海默主觀回憶鉤沉著他的支離破碎的際遇，照見了20世紀歷史異化的、荒誕的進程。作為個體的人是開放的、不確定的，無論是奧本海默和泰勒的分道揚鑣，或斯特勞斯處心積慮地構陷奧本海默，站在他們背后的不是古典意義上的不同倫理，是極為具體的彌散于社會環境中的混沌、矛盾和陣營撕裂的瘋狂。當諾蘭說出他在寫作中關注凌駕于時間的永恒議題，關注過去和現在的平行，這種“平行”不僅是核科學和眼下AI的類比，也是時代環境和語境的類比。

　　得益于男主角基利安·墨菲的表演，諾蘭的劇作得到了完成度很高的呈現，這也賦予整部電影少見的質感——更多存在于當代小說和現代戲劇中的文學性，被帶入了電影，這在當下的電影里實在是很稀罕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