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西出玉門》：打開一個新的奇幻異世界

　　作者：雷　軍

　　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欲，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。隨著《鬼吹燈》《盜墓筆記》《藏地密碼》等奇幻探險類影視作品的出現，詭異、新奇的“地下文化”成為正史的補充和拼圖。它的奇妙之處在于，脫離了懸浮的正史教導，從鬼力亂神的祭祀、膜拜中看到一個民族初創期對自然和超自然力量的反思和向往。近期，在探墓類型熱潮過后，改編自同名小說的電視劇《西出玉門》跳脫出了“盜墓”的框架，帶來了一個較完整的文化地域盤問和想象，繼續拓展遺落的文化譜系。

　　《西出玉門》海報

　　玉門關作為地理分界的標識，也是中原文化與域外文化的分水嶺。詩歌中就曾記錄著“羌笛何須怨楊柳，春風不度玉門關”“青海長云暗雪山，孤城遙望玉門關”“秋風吹不盡，總是玉關情”等玉門關情結。《西出玉門》原著中封印妖鬼的故事，正是基于漢武帝時期的一段真實歷史。歷史的背面始終存在，只是道統的規訓蒙蔽了人們的文化感官，阻擋了人們打開另一扇歷史暗門。探墓是從道統文化中捕捉次生文化，無論如何詭秘、陰暗、荒唐，它依然代表著對文化環境的民族性認知和解讀。當然，這也是一種文化的解碼，畢竟面對浩瀚的歷史長河，歷史的遺忘是必然的，不可知占據了人類記憶的大部分。玉門關作為地理上荒涼之地、歷史的幽閉場所，捕捉史書上的草灰蛇線，打開歷史的折疊處，用想象補充了歷史的遺漏，這是另一類型歷史知識的敘事。或許不是真實的歷史知識，但卻是真實歷史的思維，畢竟歷史不僅是王侯將相的發跡史，更是整個民族的文化密碼。

　　為了講述方便，劇中關內關外在時間上保持同頻，但又保留了歷史影子。玉門關內的黑石城是一個人與妖魅共生的社會，有龍、趙、李、簽四大家族統治者、羽林衛、平民、博古妖架的社會結構體系。如果說關內人的使命僅僅是看押妖孽，自然也相安無事，可人性人心的變數攪動了黑石城的安寧，也把現代人卷入了歷史沙暴。由于四大家族過度貪婪與專制，從對妖的管理轉向對人的管制，所以人之間的反抗、殺戮再度上演。權力紛爭的重復，帶給現代人歷史閱讀的疲勞和倦怠，玉門關的荒蕪更容易讓人看到歷史的困境和不幸。封閉的社會沒有文化的自省和自我的沉思，更多的是陰謀、仇恨、冷漠、麻木。由此看到，歷史與現代隔絕的不是經濟狀況，是生存教條和精神信仰。當這場動亂風暴波及到關外時，現代對歷史有了批判，封閉殘缺的過去敞開在現代面前，現代人的入關以積極的生活姿態和沉思自我的能力，解放了一群散發著邪氣妖氣的歷史囚徒。

　　面對文化本身的缺失，電視劇并沒有在文化延續和繼承上表現出極度的野心，寄希望于文化現代性的注入，竭力尋找突破歷史倦怠的力量。劇作對遠古人的原始味和野蠻性的改造是成功的，女主角葉流西從一個充滿戾氣、殺戮、為所欲為的造反者，在經歷了吊死、復活、半失憶后，變得富有同情心、愧疚感。這一改變與《西游記》中三個妖徒的人性改造路線大抵一致——原始野蠻的人祭要向人道皈依，殺戮要向寧靜回歸，現代意識瓦解歷史禁錮的人權，扶植精神的覺醒。補充歷史的缺失，梳理文明積極性增長的痕跡，消除歷史的倦怠感，男主人公昌東更是表現了現代人特有的警惕和大義。未婚妻和朋友一行十七人被葉流西強行打開博古妖架誤傷后，他雖心懷憤懣，但沒有選擇世俗化的報復；在遭受龍芝的控制時，也沒有失去理智，這是現代文明賦予人精神自我修復功能，在新的文明維度上原諒歷史的粗魯、修正歷史的德性，不讓歷史頂著憤怒前行。

　　詭異性是文化冒險作品的共同特點。《西出玉門》中，作為歷史的禁區，關內自然充滿了神秘色彩，還存在著博古妖架等一眾神秘物。具有趣味性的是，劇作豐富了我們對妖的世界、與妖關系的認知。博古妖架上的妖分為三類，各有妖道，功能不一，有負責吞噬記憶的睽龍，有負責守家的天下無賊，有負責引路的流光小咬，有善變人形的雙生子等，它們大都是圍繞人的需求存在的。《西出玉門》對妖的類型和作用的開拓，重塑了妖世界的構造，顛覆了傳統認知中妖人不能共生，見妖必除的觀念，由此推衍出“妖本無惡性，有惡性的是人”這一觀點。

　　妖是人們對未知存在的隱喻，黑石城作為歷史的孤城，本身就蟄伏著舊時代的原生物。揭開這些超自然物，意味著打開了人們認識的盲區，鼓勵人們從更寬廣的視角理解自然力量，而塑造言種、代舌、沙土人等非人性的力量則是對人探索方式和范圍的警告。妖類型故事在當代反復寫作，既是當代人對現有歷史解讀的不滿足，也是眺望星際宇宙理念的反映。

　　當探墓類寫作開拓到地表類寫作，文化地域的暗堡從大興安嶺、秦嶺、昆侖、瑤寨等被作者的想象力逐一攻破時，寫作正實實在在成為文化冒險的手段。收編大眾，與之互動，在歷史與現代的相互映射中，探索支配生活的歷史力量，進而告訴人們：歷史只是理解事物的方式，而不是一堆知識碎片。（雷軍）